不记。

有些人注定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，不管怎么说，或深或浅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迹。有些人却是我们生命中的邻居，鸡犬相闻，但避不见面。这一段时间，隔着一堵墙，经常可以听到一个婴儿的啼哭，大约是在夜半时分。我以为那是一出温故知新重播的家庭伦理剧，比如新结婚时代，比如双面胶，男女主角分手了，还有一个无辜可怜的孩子牵动午夜观众的温柔心肠。

可是这个哭声持续在每个夜晚响起，固定的时段，穿过墙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。可以判断那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他还不会说话，缺乏察言观色的心计，甚至连哭声也算不得悲凉凄厉。如果时间不是太晚，可以当作是家长里短人性化温情的一幅画面。但是我突然想起了谁说过的一句话，每一只深夜里尖叫的猫，都是你死去的邻居孩子的冤灵。

这户邻居原本是一对新疆夫妻，四十岁不到的模样，下面却有三个依次成长的孩子。都是女孩，伶牙俐齿，时常听到的就是这三姐妹为了一点小事歇斯底里，据理力争。他们多年来依照的仍然是东六区新疆的作息生活，九点多才开始晚饭，十一二点还在涮锅洗碗，他们的厨房正捱着我的房间，每到这个时间，正是一家人热辣吵闹的时候。他们的嗓门格外大，力透门背的意思，热锅里炒着姜蒜大料，呛出一行涕泪。

这几个孩子的排行也有趣，最小的叫阿四，大的叫阿大阿二，那么他们把老三藏到哪里去了呢？多年来的疑问，一直没有得到解答。这对新疆夫妻还在不远的商业街开了一家烟酒杂货铺，很对他们的行事风格，店铺里日夜放着电视，一家人坐在啤酒箱上面吞着手擀面。多少年没有经过了，前几天才发现已经换作了韩式女装精品屋。我和这户邻居前后住了快十年，鲜有照面的机会，偶尔看到他们家的大姑娘推着自行车，边走边骂自己的妹妹，形容举止活脱脱一个鬼见愁的中年妇女。

记忆中一定存留着一些回想起来觉得异常美味的食物，比方说有一种中秋节才肯出现的月饼，薄而且大，上面遍洒细屑的黑白芝麻，闻着隐约有股咸碱的味道。它是脆的，不是脆生生的那种易碎，咬下一角，会有一种硬实的肌肤触感。因为是月饼，它只搭配在中秋节贩售，包装是一方粗砺的纸，比牛皮纸更简陋，却有着让人仓廪盈足的充裕。月饼上还有一幅嫦娥奔月，年画一般的人物，带着俗艳的妆容摆脱了地心引力。我误以为嫦娥是麻姑献寿中麻姑的化身，盛大节日冷餐会上提供食物的侍应生。

还有一种奶油糖，蓝天白云的蜡糖纸，牛羊们就应该饲养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。其实这是一种奶味硬糖，借了一点炼乳的浓香情意，可那时候顾不得这一类的欺瞒，你要知道，当温润口腔充盈着糖果滚动的声音，整个下午都会让人变得格外敏感欢乐。我也记得香草葡萄，浅浅的透明一小袋，腌制过的蜜饯总有气势汹涌的不讲道理，我们不记得该有的原来的味觉，甜就是一路的甜到底，酸也是横冲直撞的酸到苦。只有在走投无路绝望回甘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其中居然也深藏着数种不一的情绪变幻。

时代广场的地下超市，电梯的甬道口，那家洋溢着烘焙香气的蛋糕店，黑森林，提拉米苏之间，竟然还在卖我们灵魂深处的双炊糕。我就像不小心翻到了一张中小学时代的照片一般意外，还有什么比回忆更让人不堪入目的，我想我并不会在将一片双炊糕送入口中的时候感动落泪，最初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买下它，趁着人海茫茫还没有人余暇顾及到我突然间拨亮的生命。

李翰祥说：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对付我，我和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签好的另外三部影片合约中止了。《火烧圆明园》、《垂帘听政》拍好，送审的时候，他们看了都不表态。等中央领导说好呀!这是爱国主义的影片，他们笑了，好啊!这时，他们摘桃来了。我敢肯定，他们投资了380万成本，起码赚了380万人民币。但两部影片拍下来，他们却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了，推翻了合同，三部戏变成我自己去拍了。

由于我买下《火龙》的版权，有一些人对我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来对付我。对我制造了很多困扰和留难。我借不到演员、工作人员，我租不到厂房和器材，弄得我焦头烂额。否则《火龙》可以早拍半年!我损失了很多钱。后来通过广播电视部，他们才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有人把我在《东方日报》上写的文字，一篇一篇地剪下来，断章取义地呈给一些领导人，打小报告。其实我把我写的书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送给了很多领导人看。我敢给他们看，我认为我没说错。我那本书是讲解放前，一次在“反饥饿，反内战”学潮中，一个被开除的学生，跑到香港，我把我这段在香港奋斗的历史，用风趣的笔法写出来，我在拍《火》、《垂》两片之前发表了。那时他们认为我是爱国的，现在，因为《火龙》的问题，他们又拿这些东西，当帽子，当棍子，想随时往我头上戴，往我身上打；我1978年回来时，他们说李导演如何如何，好呀!好呀!你回来呀!我回来了，我有不同意见，我要讲真话，我作为中国人有一些不平，你们就“咣”一声，想把我像鸟一样，关在笼子里。你们是怎么做统战工作的。

我为什么回来？因为廖承志爱护我，我觉得廖公是我的恩人。我李翰祥是香港的一个居民，廖公是侨办主任。他爱护我，他对香港同胞都爱护，每个人有困难，他都帮助。60年代初，国内大饥饿的时候，我母亲脸浮肿了。我们夫妇商量，张翠英冒着危险回来，当时想有可能扣留她，因为我在邵氏公司工作。廖公知道了这件事，派人接见张翠英，帮助她，说：“李翰祥在香港是位不错的导演，他的《江山美人》周总理都看过，认为是很好的。这个导演需要什么帮助，我们会帮助他。”张翠英说希望老太太能够移居香港，于是老太太放行，到了香港。第二次我希望我女儿到香港，女儿放行。第三次，希望我的妹妹到香港，廖公一句话，她就去了。廖公在世时，他一直帮助我，关心我这样一个香港导演。1978年10月底，我回来了，廖公接见我，对我好得不得了，一见面，他拉着我的手。“翰祥，您回来了!”非常亲切，好像是熟得不得了的朋友，其实我跟他没有见过面。可以说，我回来是廖公对我的感召!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台湾人问我你跟廖承志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是今天那些对我无所不用其极的人，他们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，我李翰祥也不会回来!他们“独裁无胆，民主无量”…… “他们没有版权观念，认为溥仪是末代皇帝，他跟曹雪芹，吴承恩……没有什么两样啊!”

记者问：李导演，有关《火龙》的版权问题，香港有各种传说，请您谈谈您的看法。
李翰祥答：中国正在宣传法治。目前正在制定版权法和准备参加国际版权组织。在未谈《火龙》版权问题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。

首先中国的《宪法》规定：“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。” 自1985年10月1日起，中国将施行《继承权》，它的条文有如下规定： 第二条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。 第三条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，包括：(四)公民的文物、图书资料；(六)公民的著作权…… 第十条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：第一顺序：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 第二十四条：存有遗产的人，应当妥善保管遗产，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。

中国正在制定版权法，在《版权法》未施行前有一个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，《条例》规定：第四条：本条例所称的作者，是指直接创作作品的人。如无相反证明，在作品上署名人应视为作者。本条例所称的版权所有者，包括：（一）作者；(二)作者的合法继承人； 第五条：作者依本条例享有的版权，是指下列权利：(五)经过合法途径，以出版、复制、播放、表演、展览、摄制影片、翻译或改编等形式使用作品；(六)因他人使用作品而获得经济报酬。 上述权利受到侵犯，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者有权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。第十一条：本条例第五条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四)项规定的权利，由作者终身享有。作者死亡后，由作者的合法继承人或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保护其不受侵犯。本条例(五)、(六)项规定的权利，有效期限为作者终身及其死亡后三十年。

“执笔秘书不是著作者”

好，有了这些法规，我现在来谈《火龙》版权问题。我个人的看法，爱新觉罗·溥仪写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是一部中国末代皇帝的自传。作者署名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这部书的版权应该属于溥仪。溥仪死后，应该由他的惟一妻子李淑贤继承，李淑贤是这部书的版权所有者。这个在全世界都能很明确的问题，在我们中国就复杂了。溥仪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出版社派了一位李文达先生帮助博仪整理、修改这本书。

李文达先生在国内、香港的报刊上写了很多文章，说书是他写的，所以版权是他的。我们说，错了!我们只承认书是你参加写的，你只是拿了稿费，你不拥有版权。世界上很多大作家写作时，有他的私人秘书在打字，在润饰，但是秘书不是作者，秘书不拥有版权。我们今天可以假设说，即使溥仪没有写过一个字，全是溥仪口述，李文达整理的，如果把你的写法变成打字机上的字，你就是打字员，这部书的作者仍然是溥仪。李文达也不拥有版权，这是不必争执的。

“我是买了版权的，我尊重作者”

我在香港30年，我有法制观念，我了解版权问题。1979年、1980年周海婴曾经上书中央领导，询问有关鲁迅的著作的版权问题，中央领导明确表示，你拥有30年鲁迅的版权。我了解这个情况。我也是买过版权的人，我跟琼瑶买过版权，跟司马仲文买过版权，跟高阳买过版权。尽管台湾没有版权法，我不买高阳的版权，他也不能对我怎样，但我还是买了版权。我尊重作者，因为这是作者的血汗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说“十年心血不寻常”，溥仪的一生也是不寻常的，他不是一般的作者，他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，他是用他一生的生命来写的，不是任何人能替代的!我要拍《火龙》时，我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找李淑贤买了版权。我也曾到东北去访问李玉琴，她给我的资料是很少的，我用的也很少，但是我给了她稿酬，就是说我们是取得了她的同意来拍这个戏的。我在跟李淑贤买版权的时候，通过了李文杰、万仲祥两位大律师，他们都以为这是合情、合法、合理的事情。

“很多人忽略溥仪还有个妻子”

因为过去中国法制不健全，很多人缺乏法制观念。大家改编拍电影都没有想到有版权问题。拍《红楼梦》、拍《聊斋》谁也不能跟蒲松龄的家人去买版权，也没有人跟曹雪芹的家人买版权，所以变成好像是《我的前半生》也跟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》被一样地看待。那是错的，因为作者爱新觉罗·溥仪虽然死了，他的惟一的合法继承人——他的妻子李淑贤是存在的。《我的前半生》的版权，正如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，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张恨水的《啼笑姻缘》等著作一样，是有人继承版权的。我今天不相信，有人要拍老舍的著作，能够忽略胡挈青的存在。但是由于李淑贤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弱者，她现在住在一个很简单的居室，当然，不缺衣，也不少食，但可以说是很清贫，很孤独。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有这么一个溥仪继承人的存在。意大利《马可·波罗》的制片，要拍《我的前半生》和溥仪，有关单位(编者按：指群众出版社)没有征得李淑贤的同意，就把版权卖给了意大利人，他们分了版权费，也觉得不合适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不拥有溥仪的版权，于是就拿了一部分钱给李文达，叫李文达签字，又拿了一部分钱给李淑贤，也叫李淑贤签字，淑贤虽是个老太太，但她人很清醒，就问版权和李文达有什么关系?没想到，这个弱者，并不是弱者，她很坚强，她不肯签这个字，也不肯收这个钱。

在国内，电影和电视也为改编溥仪的作品闹得不愉快。还有一个美国《根》的作者，也要拍一部《中国的故事》。一个是电影，一个是电视，而电影说电视侵犯了版权，电视说电影侵犯了版权，事情闹到了上面，上面认为都是我们国家的，那么你们各拍各的好了，张三你拍你的电视，李四你拍你的电影。但是他们没想过，也没有问过，你们取得了版权没有?你们征得作者同意没有?作者死了，你们征得版权继承人的同意没有?他们没有版权概念，他们认为溥仪是末代皇帝，他跟曹雪芹、吴承恩、罗贯中、蒲松龄没有什么两样啊!我认为这个纷争就是这样的纷争。

1984年8月28日访于北京松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