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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泵坏了，水管坏了，顶灯也坏了，我有预感，还有更大的破坏在后面。耐着
性子看小团圆，冗长闷片版的烬余录，每个颇具信息量的细节都被再次尽述，
金锁记改写为怨女，如同卖座电影被势利地改编成长篇连续剧。同时收看的还
有朱天文的荒人手记，等了十多年，无非就是等到这样的结果。淡江记的朱天
文哪里去了，世纪末的华丽的朱天文哪里去了。可是荒人手记并不是旧物打捞，
1994年就已经在那里了。我记得那时候爱买的台港文学选刊，上面有简嫃，
有骆以军，有姜贵，封底是一个名叫楚楚的诗配画，都是中学生一般的造作口
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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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翰祥说：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对付我，我和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签好的另外三部影片合约中止了。《火烧圆明园》、《垂帘听政》拍好，送审的时候，他们看了都不表态。等中央领导说好呀!这是爱国主义的影片，他们笑了，好啊!这时，他们摘桃来了。我敢肯定，他们投资了380万成本，起码赚了380万人民币。但两部影片拍下来，他们却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了，推翻了合同，三部戏变成我自己去拍了。
由于我买下《火龙》的版权，有一些人对我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来对付我。对我制造了很多困扰和留难。我借不到演员、工作人员，我租不到厂房和器材，弄得我焦头烂额。否则《火龙》可以早拍半年!我损失了很多钱。后来通过广播电视部，他们才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有人把我在《东方日报》上写的文字，一篇一篇地剪下来，断章取义地呈给一些领导人，打小报告。其实我把我写的书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送给了很多领导人看。我敢给他们看，我认为我没说错。我那本书是讲解放前，一次在“反饥饿，反内战”学潮中，一个被开除的学生，跑到香港，我把我这段在香港奋斗的历史，用风趣的笔法写出来，我在拍《火》、《垂》两片之前发表了。那时他们认为我是爱国的，现在，因为《火龙》的问题，他们又拿这些东西，当帽子，当棍子，想随时往我头上戴，往我身上打；我1978年回来时，他们说李导演如何如何，好呀!好呀!你回来呀!我回来了，我有不同意见，我要讲真话，我作为中国人有一些不平，你们就“咣”一声，想把我像鸟一样，关在笼子里。你们是怎么做统战工作的。
我为什么回来？因为廖承志爱护我，我觉得廖公是我的恩人。我李翰祥是香港的一个居民，廖公是侨办主任。他爱护我，他对香港同胞都爱护，每个人有困难，他都帮助。60年代初，国内大饥饿的时候，我母亲脸浮肿了。我们夫妇商量，张翠英冒着危险回来，当时想有可能扣留她，因为我在邵氏公司工作。廖公知道了这件事，派人接见张翠英，帮助她，说：“李翰祥在香港是位不错的导演，他的《江山美人》周总理都看过，认为是很好的。这个导演需要什么帮助，我们会帮助他。”张翠英说希望老太太能够移居香港，于是老太太放行，到了香港。第二次我希望我女儿到香港，女儿放行。第三次，希望我的妹妹到香港，廖公一句话，她就去了。廖公在世时，他一直帮助我，关心我这样一个香港导演。1978年10月底，我回来了，廖公接见我，对我好得不得了，一见面，他拉着我的手。“翰祥，您回来了!”非常亲切，好像是熟得不得了的朋友，其实我跟他没有见过面。可以说，我回来是廖公对我的感召!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台湾人问我你跟廖承志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是今天那些对我无所不用其极的人，他们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，我李翰祥也不会回来!他们“独裁无胆，民主无量”…… “他们没有版权观念，认为溥仪是末代皇帝，他跟曹雪芹，吴承恩……没有什么两样啊!”
记者问：李导演，有关《火龙》的版权问题，香港有各种传说，请您谈谈您的看法。
李翰祥答：中国正在宣传法治。目前正在制定版权法和准备参加国际版权组织。在未谈《火龙》版权问题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。首先中国的《宪法》规定：“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。” 自1985年10月1日起，中国将施行《继承权》，它的条文有如下规定： 第二条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。 第三条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，包括：(四)公民的文物、图书资料；(六)公民的著作权…… 第十条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：第一顺序：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 第二十四条：存有遗产的人，应当妥善保管遗产，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。
中国正在制定版权法，在《版权法》未施行前有一个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，《条例》规定：第四条：本条例所称的作者，是指直接创作作品的人。如无相反证明，在作品上署名人应视为作者。本条例所称的版权所有者，包括：（一）作者；(二)作者的合法继承人； 第五条：作者依本条例享有的版权，是指下列权利：(五)经过合法途径，以出版、复制、播放、表演、展览、摄制影片、翻译或改编等形式使用作品；(六)因他人使用作品而获得经济报酬。 上述权利受到侵犯，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者有权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。第十一条：本条例第五条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四)项规定的权利，由作者终身享有。作者死亡后，由作者的合法继承人或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保护其不受侵犯。本条例(五)、(六)项规定的权利，有效期限为作者终身及其死亡后三十年。
“执笔秘书不是著作者”
好，有了这些法规，我现在来谈《火龙》版权问题。我个人的看法，爱新觉罗·溥仪写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是一部中国末代皇帝的自传。作者署名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这部书的版权应该属于溥仪。溥仪死后，应该由他的惟一妻子李淑贤继承，李淑贤是这部书的版权所有者。这个在全世界都能很明确的问题，在我们中国就复杂了。溥仪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出版社派了一位李文达先生帮助博仪整理、修改这本书。
李文达先生在国内、香港的报刊上写了很多文章，说书是他写的，所以版权是他的。我们说，错了!我们只承认书是你参加写的，你只是拿了稿费，你不拥有版权。世界上很多大作家写作时，有他的私人秘书在打字，在润饰，但是秘书不是作者，秘书不拥有版权。我们今天可以假设说，即使溥仪没有写过一个字，全是溥仪口述，李文达整理的，如果把你的写法变成打字机上的字，你就是打字员，这部书的作者仍然是溥仪。李文达也不拥有版权，这是不必争执的。
“我是买了版权的，我尊重作者”
我在香港30年，我有法制观念，我了解版权问题。1979年、1980年周海婴曾经上书中央领导，询问有关鲁迅的著作的版权问题，中央领导明确表示，你拥有30年鲁迅的版权。我了解这个情况。我也是买过版权的人，我跟琼瑶买过版权，跟司马仲文买过版权，跟高阳买过版权。尽管台湾没有版权法，我不买高阳的版权，他也不能对我怎样，但我还是买了版权。我尊重作者，因为这是作者的血汗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说“十年心血不寻常”，溥仪的一生也是不寻常的，他不是一般的作者，他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，他是用他一生的生命来写的，不是任何人能替代的!我要拍《火龙》时，我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找李淑贤买了版权。我也曾到东北去访问李玉琴，她给我的资料是很少的，我用的也很少，但是我给了她稿酬，就是说我们是取得了她的同意来拍这个戏的。我在跟李淑贤买版权的时候，通过了李文杰、万仲祥两位大律师，他们都以为这是合情、合法、合理的事情。
“很多人忽略溥仪还有个妻子”
因为过去中国法制不健全，很多人缺乏法制观念。大家改编拍电影都没有想到有版权问题。拍《红楼梦》、拍《聊斋》谁也不能跟蒲松龄的家人去买版权，也没有人跟曹雪芹的家人买版权，所以变成好像是《我的前半生》也跟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》被一样地看待。那是错的，因为作者爱新觉罗·溥仪虽然死了，他的惟一的合法继承人——他的妻子李淑贤是存在的。《我的前半生》的版权，正如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，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张恨水的《啼笑姻缘》等著作一样，是有人继承版权的。我今天不相信，有人要拍老舍的著作，能够忽略胡挈青的存在。但是由于李淑贤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弱者，她现在住在一个很简单的居室，当然，不缺衣，也不少食，但可以说是很清贫，很孤独。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有这么一个溥仪继承人的存在。意大利《马可·波罗》的制片，要拍《我的前半生》和溥仪，有关单位(编者按：指群众出版社)没有征得李淑贤的同意，就把版权卖给了意大利人，他们分了版权费，也觉得不合适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不拥有溥仪的版权，于是就拿了一部分钱给李文达，叫李文达签字，又拿了一部分钱给李淑贤，也叫李淑贤签字，淑贤虽是个老太太，但她人很清醒，就问版权和李文达有什么关系?没想到，这个弱者，并不是弱者，她很坚强，她不肯签这个字，也不肯收这个钱。
在国内，电影和电视也为改编溥仪的作品闹得不愉快。还有一个美国《根》的作者，也要拍一部《中国的故事》。一个是电影，一个是电视，而电影说电视侵犯了版权，电视说电影侵犯了版权，事情闹到了上面，上面认为都是我们国家的，那么你们各拍各的好了，张三你拍你的电视，李四你拍你的电影。但是他们没想过，也没有问过，你们取得了版权没有?你们征得作者同意没有?作者死了，你们征得版权继承人的同意没有?他们没有版权概念，他们认为溥仪是末代皇帝，他跟曹雪芹、吴承恩、罗贯中、蒲松龄没有什么两样啊!我认为这个纷争就是这样的纷争。
1984年8月28日访于北京松园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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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《如厕记》就没有《马桶上的甜蜜生活》，没有吕不就没有《如厕记》。如果将假设继续下去，还可以说，没有后窗，俺不大可能较早地发现吕不。04年那会儿，吕不还经常写点小文字，包括视野游刃、词语氤氲的影评。不过早在03年他的小说《如厕记》问世，文字功夫已令人侧目，虽曾载誉行内，几经褒奖，命运却总有些差强人意。但总算应了“是××总要闪闪发光的”那句老话，长得很南方、自称学美术出身的徐步明慧眼识金，07年看过小说之后，决定再不拍专题纪录片之类，即刻萌生了当电影导演的欲望。于是吕不放下手中姜子牙牌的鱼竿，应邀执笔了《马桶》的编剧。被学术评论界称为“影像式”的文本，真的以一种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与小说相比，《马桶》迟了四年，据传小说也耽搁两年才发。假设……，《马桶》说不定赶上了以《孔雀》为代表的七、八十年代的集体回忆潮。世事常如此，所谓的迟与早，所谓的命与运，所谓的谁步后尘真是不精准。08年9月23日，《马桶》终于可以在“第十二届北京放映”活动中得以面世。好在《马桶》由吕不亲自操刀，对白精细机敏，常常博人一笑而不是笑场，虽然比不上小说的精美，但内容扩充得合情合理。《马桶》讲述的是一件什么样的故事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http://data.yule.sohu.com/movie/data/24219/中查看。《如厕记》是怎样一部小说，有兴趣的朋友同样可以在网上搜阅。而我想说的是《马桶》带给我的惊喜。
起初不敢对《马桶》抱有奢望，只是07年7月开机那会儿，有当地居民把作为自由旁观者所拍到的现场视频贴到了网上，着实让我激动了几天。之后便是盼望与等待，在等待中渐渐退守，我想，不论怎样，《如厕记》也走到了衍生电影这一步。所以怀着零位心理看《马桶》，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首先是南方小镇七八十年代的生活画面，居然再现得十分道地。那么让人熟悉的迂回小巷、陈杂居民、阴暗房屋，临街一走，忽然吸到热风中夹带着的烫发液的气息，可以一眼瞥见理发店里残破的黑色转椅。
八十年代，主角穆小旦正如花似玉，正有资本追随前卫。穆小旦的生活是以弟弟穆小生的叙述进入观众视野的。美丽女生与生俱来的高傲和争先心理，穆小旦都有。八十年代的江南女子穆小旦，绝不甘心做一个人下人，爱美爱干净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大众标准，必然归罪于叛逆心理作祟。不过穆小旦还是识时务的、不过火的，只是偷偷用铁钳子卷卷刘海儿，穿时髦的裙子在最激进的青年沙龙中招摇一下，还不至于走到那个时代反叛的极端，不会象女同学那样怀孕。所以穆小旦更不会象某某那样，在稍后的时代里剃光头、乐于用文字在网上公开一夜情。穆小旦所要求的精致生活，只是落实到了一具体面的马桶上，这就足够她得意，并撑起她对生活的乐观情绪。穆小旦的厕所在一夜之间的倒塌，宣告了穆小旦青春期的终结，穆小旦总会长到成熟期，就象弟弟穆小生说的那样，“你长大了要嫁人”。当然穆小旦绝不会让自己走到被爱情或者婚姻遗忘的角落，聪明的她会把握时机，与闲置着的追求者古子华适时地谈婚论嫁。通过穆小旦前卫地拥有一具抽水马桶的故事，让我们大致窥视了江南女子穆小旦的青春期生活，并借着穆小旦，回顾了八十年代的大众生活，这就是《马桶上的甜蜜生活》这部电影。
《马桶》凭借大量的、令人睹物生情的场景，以及视觉上错落、间离的美术摄影，捕捉人物心理与兼顾时代特征的对白，旧时代映像与旁白的从容并进，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街坊里弄，感受些许八十年照射过来的温暖阳光。电影结束，还可以意犹未尽地热嘲一回当下。如果青春期生长在八十年代，当下的时代达人们未必不会为一具“闪闪发光”的抽水马桶动心，就如同被同学家座拥的一幢林间别墅打动了野心。
虽然是200万元的小制作，《马桶》可圈可点却不少。我不记得中国当代电影中，有哪一部是针对“吃喝拉撒睡”中一项最不雅的世俗来展示民生的，这就像一度流行起来的老照片，有收集上海美女的，有收集婚纱照的，可谁又能真正回避、忘却、或者否定马桶上的生活呢？每一天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得面对马桶。如此说来，《马桶》这部电影还具有了珍藏的价值。另外，早期的铅字排版工坊，人工酿制车间的酱坛子或者醋坛子，看着也叫人耳目一新似的津津有味。正是在那个时代，开始流行了台湾的校园歌曲，男孩子开始敢于追求女孩子了，他们常用的道具就是影片中的篮球和自行车，他们显摆着成熟的技巧，在女生身边绕来绕去，其意早已欲盖弥彰，却会让走过那个时代的我们会心地笑一笑。
有必要提出表扬的是女主角穆小旦的扮演者杨蓉，《马桶》的重头戏都在她的身上，她的演技说大一点，甚至可以说恰到好处。我还记得《青红》里高圆圆青涩的样子，《2046》里章子怡的扭捏作态，这些类似的表情，杨蓉都应对自如且不浮夸，踩着有点向往洋派味道的配乐，作为八十年代前卫的护拥者，她的曼妙身姿从中精巧的穿过。
纵观《马桶》的风格，我想它是介于故事性的《孔雀》和纪实性的《盲井》之间的，《马桶》的节奏在于用镜头语言叙述故事的发展和滋生。有内容进展的剪辑蒙太奇配合了几个长镜头，看到电影中间的时候，我突然希望电影不要演得太快，或者结局不要出现了，只管一路演下去就好。等到电影终于结束了，似乎又忘记了那个突然的想法，怎样都想不起来是哪一组镜头让我流连忘返。
吕不不屑于将作品比作亲生，作为粉丝的我却徒有另一份感情。我一直盼望着，盼望着《马桶》的诞生和公映，当看到它一点都不让人失望，甚至有很多小惊喜，我便迫不及待的贴些文字到后窗这里来。是后窗让我有机会发现了吕不，也因此这里才有评说《马桶》的意义。
